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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国际法与第三世界的国际秩序视野”暑期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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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8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阮益嫘)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后冷战时期的单极国际格局摇摇欲坠,一系列关于秩序与法则的理论、学说和信念,正在受到新的历史进程的冲击与考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离不开新的思想视野与学术方法。7月17-22日,北京大学国家法治战略研究院举办了“帝国、国际法与第三世界的国际秩序视野”暑期班。在7月22日下午的暑期班结业圆桌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就帝国与国际法在全球历史中的相互关系、如何建立更为公正的国际秩序展开深入研讨。

  我国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知识体系是高度英美化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一峰指出,我国国际法学科体系来自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国际法传统,而国际关系学科体系主要借鉴美国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研究流派。相反,后殖民主义研究、第三世界方法、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却很少被中国主流教科书提及。在国际研究学科领域,大部分中国学者在用自己的声音讲别人的故事,现有研究与面向未来的需求存在强烈的紧张关系。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具备批判性思考和研究,打破学科知识的西方中心主义,关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突破美国主导的知识结构,更多关注西方中心之外的不同历史和地域的视角,探索更多的理论工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赖华夏指出,国际关系研究主要发展于一战后,成型于二战和冷战后,当下的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是近百余年来的经验折射,具有强烈的时代背景特征,美国在知识创造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百年来,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观照,譬如二战以降的核威慑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分支领域都与其在国际秩序中的位置高度相关。反观我国的国际关系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都在有意无意地紧跟美国这个知识权力中心,难以避免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殷之光认为,当前对国际秩序的许多研究建立在对人类社会政治历史互动关系的静态认识基础上。在这种范式的影响下,我们习惯于用本质主义的方法,把一个原本动态的、遵循辩证法逻辑的历史与政治社会现象,简化为一系列理想型的、一成不变的、非语境化的抽象概念体,并试图通过分析这类抽象概念之间的关系,来理解复杂的社会政治现实。实际上,这种路径依赖,经常会令研究者陷入西方中心主义而不自知的境地。今天,我们应当跳出从概念到概念的单纯“回应”模式,重新理解辩证法逻辑,勇于质疑在学科内边界性、公理性的概念,提出新的研究范式和理论框架。

  面对新时势,中国学术研究的批判性思维需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宋念申指出,许多学科在进行学科交汇并向历史学偏移,其历史化的目的在于对习以为常的理论前提进行反思;但历史学自身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许多批判性的反思并非由历史学进行,在这方面我国与西方学者存在不少差距。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傅正认为,将美国视为国际圭臬存在认识上错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想象力,在打破专业学科藩篱时,才会出现规范性和实然性研究的不断交融。美国学者常构想美国衰落后世界的混乱,以此证明美国需要保持强大的正当性。对于中国,也需要思考与世界的关系,提供理解世界的另一套标准和评价机制。

  近年来帝国研究在西方学界成为新风潮,一方面在于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另一方面在于全球化和美国霸权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孔元谈到,随着“后美国”世纪的开启和大国竞争的来临,以霸权争夺和帝国兴衰为框架的叙述更是甚嚣尘上,对于帝国正面价值和负面价值的论述此起彼伏,帝国研究成为不同话语和立场论争的新学术场域。中国在引进、借鉴和吸收西方帝国和国际法史研究的过程中,同样承袭了这种张力,一方面试图维持对于西方殖民帝国话语和实践的批判性,另一方面试图从历史帝国和当代大国构筑秩序中挖掘可供借鉴的经验。对中国而言,这种悖谬性源于中国自身历史的复杂性、中国跟西方秩序的深度融合性,以及处于“空位期”的国际体系格局。这种张力孕育着新秩序的可能性,中国学界需要随着中国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发展经验总结、政治制度模式探索,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稳定的国际新均势格局尚未形成,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经历着极为深刻的转变。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章永乐认为,与经济领域的发展规律相类似,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许多研究同样经历了从根据外国标准做“代工”到“进口替代”的历程。“进口替代”虽然是个很大的进步,但预设了类似的结构与功能的存在,仍未能把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主体性问题。当代中国要探索国际秩序新的可能性,需要重构世界史与中国史叙事,克服“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线性历史叙事,从“三个世界”的划分以及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经历思考,挖掘另类秩序的可能性。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刘洋谈到,以第三世界的视角重新审视帝国和国际法塑造下的国际秩序,需要扎根实践,在关于制度和规则的解释、运作和设计中进行创造性转化,发出第三世界国家的声音,贡献第三世界国家的力量,构建一个更为公正的国际秩序,捍卫自身的发展权。

  近年来,学术界在不断推进“帝国”问题的研究,意在推动不同学科共同反思民族国家的解释范式以及学科体系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法学院教授强世功谈到,目前文科的学科划分源于18和19世纪的欧洲,这些学科共同面临着如何认识现代社会,以及这种认识又必须置于全球秩序中建构出非西方、前现代的“他者”。处在不同学科的学者,基于现代社会的兴起及其建构的全球帝国秩序展开对话,进行理论反思。特别是处于西方文明外部压力之下的中国之崛起,怎样深入思考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建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中国学术界重要使命。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保持古老的文明或者说保持自己文化的自主性非常重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在他以往的研究中,将国际学界对中国的历史描述归纳为作为帝国的中国叙事与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叙事。他提出,是否使用“帝国”或者“天下”或者“王朝国家”这样的概念是相对次要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一种新的关系中对这些概念进行界定。学界讲“中西之争”, 在方法上关注“以中释西”还是“以西释中”抑或“以中释中”, 但中国本身在历史中经历了也正在经历着重大转变, 并没有所谓单一的、从古至今一成不变的中国。中国的变化不是孤立的,是和世界性、区域性的变化密切相关的, 它一方面创造了新的中国传统, 另一方面创造了新的世界关系。因此, 最重要的任务是充分讨论中国政治文化的独特性及其转化过程。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更多资讯,请关注0771,广西门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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