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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城中村的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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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4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房产商冯仑曾设想过一个理想之城,在1平方公里的地方容纳10万人,在他的规划中,要使人们在里面愉快地工作、生活、娱乐,这栋建筑得跟上海金茂大厦一样高。




同样在1平方公里住着逾10万人,现实中的广州康乐、鹭江城中村则像完全相反的高密度居住版本。在这里,天空只是狭小的一条线,常年不见阳光,遍地的握手楼里,一个房间最多可以塞下十多个人。




现在,这片超大城中村成了本轮广州疫情的“风暴眼”, 从10月23日“只进不出”开始,村里的人们已经在疫情里“休息”了一个月。缝纫机停了,招工街安静下来,打工人开始逐步撤离。多位租客、工厂主、业主向我们讲述了他们这段时间的生活。



广州城中村的30天-1.jpg


01




招工街上的打工妹




招工街安静了。这很不寻常。




街道长约900米,横贯广州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过去它经常因“招工难”新闻出现在公众视野。沿途挤满制衣厂老板,他们身上搭着样衣,随手撕下一块纸箱皮,写好需要的工种和工价,就是一块招工牌。制衣工人像潮水一样围过来,问清工序,或是试图将计件工价再抬高一两块。有时聚集的人群太多,送货的面包车和小三轮陷在人流里,城管不得不拿个大喇叭反复播放提醒,“招工两边靠,别挡路中间”。 喧闹人声能从早上8点持续至深夜,乃至凌晨。




它像一条流动的运河,源源不断地在制衣业每个环节输送劳动力,与满地金钱。




湖北姑娘陈悦第一次到街上,觉得这就是过年时的春运现场,“人山人海,全部是人头。”一个多月前,她刚到广州,由同乡领着去了招工街,找了份车卫衣袖子和领子的活。结果只干了一天,挣了100来块,封控就来了。




10月23日下午4点多,看到楼下的核酸点突然排起长队, 在出租屋里休息的她很是疑惑。在康乐村,遍布各个角落的小作坊式制衣厂基本不查核酸,平日里也没多少人排队。官方消息很快就出来了——10月23日,海珠区发现一例核酸检测阳性人员,其活动场所涉及城中村、制衣厂,区域核酸筛查中还存在5份异常样本。




城中村的各个出入口都拦上了水马,只进不出。招工街已经迅速冷清下来,两旁的许多餐饮、服装店拉下了卷帘门,街上偶尔有行人走过。到了晚上9点,一位小型制衣厂老板收到社区通知,康乐、鹭江片区内的制衣厂从24日零时开始,停工停产3天。




人们起初在村里还能自由活动,没有太在意。过去三年,村里也开展过几次全民核酸和临时封控,短则三天,长则一周,就恢复如常了。在这之前,康乐村还没有出现过一例阳性。




广州城中村的30天-2.jpeg 2021年3月2日,广州康乐村“招工街”,上千名制衣厂的老板们手持招工牌和样衣,等待着工人们的青睐。




陈悦也不紧张,只是在看到小超市货架上的泡面全抢光了之后,也跟着买了一些。还囤了点土豆,耐储存。刚搬来康乐村,出租屋里什么都没有,又买了个电热水壶,一个能下点面条的电煮锅。




更多的准备她也做不了了。出租屋里没有冰箱,囤不了物资。所谓厨房,其实也就是一个水槽,铺一张切菜板。




成为制衣工人之前,陈悦进过电子厂,卖过手机,也做过文员。两年前,她开始跟着表姐学习踩电机,裁衣服。她28岁,来自湖北荆门,在她的家乡,家家户户都在做衣服。有几个人的小作坊,也有几十个人的服装工厂,制衣的每道工序在她的家乡铺开,都是一条成熟的流水线。她觉得做衣服比她过去接触的所有工作都要累,坐在缝纫机前,没有十来个小时下不来,但收入也更高些。




陈悦到广州只是觉得,“外面工价应该比家里高”。她希望抓紧时间再干两个月,挣一笔钱回家过年。




招工街上的工人们几乎都抱着同样的想法。他们大多数都是临时工,从早上八点开始等活,干一天活挣一天钱。一位30岁的制衣工人说:“长工只能拿稳定工资,而临工在旺季有议价空间。”他可以因此多挣两三千元,早一点攒够钱回家娶媳妇。




说实在话,陈悦不太喜欢这里的生活。刚到康乐村时,她的第一印象是“人特别多,垃圾遍地都是”。中介带着看房,她得先付二十块看房费。最后选中一个单间,“很小很小”,房租却还要1000元,每月水电费还得另加三度。她不知道原因,但问过其他工人,他们都说,“这里都是这样的。”她接受了。康乐村有自己的运行规则,来到这里,就意味着要接受这一切。




也是在康乐村,她第一次知道还有十几块钱一晚的床位房,一个房间能住十几个人,里面的房客许多是上了年纪,很难找到工作,或者是附近布匹市场里的搬运工,他们不会任何制衣技术,只能卖力气。




这段时间,陈悦有时会想到住在这些房子里的人。这次广州疫情,以康乐鹭江村最为严重。随着管控升级,超市关了,菜市场也关了。到10月底,所有楼栋几乎都要求租客“足不出户”。她和室友好歹有电热水壶、电煮锅,那些挤在一个小房间里的人怎么办呢,很多人平日不做饭,“可能也没有热水没有碗”。




02




湖北老板的缝纫机




130平的厂房里第一次彻底安静了下来,听不见一台缝纫机的踩踏声,只有手机不定时响起的消息推送。




收到停工通知前,小型制衣厂老板李红刚接了两个客户,有三千件衣服要裁。她准备赶在双十一前忙活一阵,好歹拯救一下今年惨淡的生意。赶在封控前,其中一个客户把布料运进了村,催李红偷偷赶工。但李红可不敢冒险,“开工就罚款3万,封厂半个月。”




疫情几年,李红面对最多的就是这种不确定性。她二十岁出头就离开湖北到了广东,在广东地头上摸爬滚打近30年,在康乐村的打工时间也有10年了。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习惯将康乐村和鹭江村并称康鹭片区。两个城中村挨得极近,总面积只有大约1平方公里。它们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旁边就是中大布匹市场,高峰时期,中国有一半衣服出自中大市场。




上世纪90年代,一批服装加工厂涌进两个城中村,租下民宅开设工厂。老板们早上在中大市场订好布料,拐进康乐村就可以找人加工,晚上取货。当地村民开始大规模建楼,一幢紧挨一幢,间距极窄,打开窗就能和对面邻居手拉手,因此称之为“握手楼”。面积不够了,就开始向上生长,从两三层加建至六七层。公开数据显示,两个村子里只有六七千本地人,却有着超10万的外来人口。




10多万外来人口里,又以湖北人居多。他们是最早一批淘金客,靠着“老乡带老乡”的传统,给两个村子打下“湖北村”的别称。他们将青春投掷在一台台缝纫机上,有些人凑够了钱,又买下自己的缝纫机,招牌一拉,做起小老板。




李红和丈夫打了半辈子工,帮儿子结完婚,才在2018年底拿出积蓄,又借了10万,买下一个小厂单干。在康乐村,哪怕只是缝一颗纽扣,你也能找到专门的熟练工人。厂里的订单一整年没有停过。有时货量太大做不完,他们还会分给外头没接到订单的厂家。




头一年,他们还清了借债,2019年过完,买厂的钱也填上了,李红和丈夫计划着继续大干一场,“谁知道疫情来了。”即使康乐村没有疫情,但周边地区有疫情,工人少了,抢工人哄抬起来的工资就够她受的了。有一阵,一个临时工一天得给六百,手脚快的,甚至要给到九百、一千。




李红说,这两年下单的客户谨慎许多,当季需要多少就做多少,不敢备货,生怕遇上封控发不出货。她接的多是东南亚和非洲的外贸单,有的客户转到了别国下单,她只能到处联系寻找新订单,东拼西凑撑着厂子。




这次老实停工三天,李红觉得自己算是聪明了一回。“现在看,如果裁了就亏大了,偷偷做完也运不出去,最后只能当成垃圾货。3块钱一件卖掉,一件衣服布料就要10块左右,工钱12块,你说三千件衣服亏多少钱?”




然而随着封控持续,她担心的不再仅仅是生意了。怕出租房出现感染,10月27日,她和丈夫带上被褥,住进了厂里,在一排脚踏缝纫机与一堵水泥墙的过道里,用板凳拼出了两张一米见宽的小床。唯一的做饭工具是一个电煮锅。




厂里8个长期工,都是李红亲戚朋友,3个主动去了外面隔离,另外两对夫妻住在一块,都不用李红操心。剩下一个51岁的单身女工,也一起搬到了厂里,跟李红挤一张“板凳床”,李红老公睡另一张。




李红一直睡不好,“睡不着,睡着也好像会惊醒,有几个群随时要看,宿舍的群、厂房的群,消息时时刻刻都在变动。”




广州城中村的30天-3.png 李红丈夫的“板凳床”。




03




房东与“大声公”




房产商冯仑曾设想过一个理想之城,在1平方公里的地方容纳10万人,在他的规划中,要使人们在里面愉快地工作、生活、娱乐,这栋建筑得跟上海金茂大厦一样高。




同样在1平方公里住着10万人,现实中的康乐、鹭江城中村则像完全相反的高密度居住版本。




在这里,天空只是一条狭长的线,被缠绕得像蛛网一样的电线切割得支离破碎。一楼商铺的雨棚有时将巷道遮掩,阳光透不进来。在巷道里做核酸,人们甚至没法排成两排。一位康乐村的租户说,她可以忍受城中村里的老鼠、蟑螂和透过口罩传来的湿垃圾味,却一直没能习惯狭小出租屋里长年的昏暗,那让她感觉自己“像是坐在深渊里”。




官方统计中,广州本轮疫情约九成感染者出现在海珠区,其中大部分又集中在康乐、鹭江城中村。要为这个庞大人群提供上门服务,可以想象当地面临的任务有多艰巨。




一位志愿者在接受财新采访时提到,发放生活物资时,他们估摸着一栋7层楼房可能住了50人,实际上却住了六七十人甚至上百人。“可能只有房东或者二房东才真正知道一栋楼里到底住了多少人。”这位志愿者说。




两个城中村所属的凤和经济联合社,试图将房东纳入防疫管理体系。一份发布于11月4日的通知要求,村内全体社员及出租屋主配合防疫,每栋楼必须提供一名临时管理员,负责本楼栋的联系管理工作,配合发放生活物资。若未落实,可能予以经济“制裁”,扣发年底分红。




很难说这一举措的效果是否达到预期。疫情至今,陈悦的房东就没露过面,也没选出临时管理员。




事实上,留在村里的一般是二房东,他们通常花上几万或十几万包下出租屋的经营权,从中获取房租差价。也有房东雇来的管理员,负责收取水电费,日常替租客维修家具、门窗。疫情来临,平日的管理员也不怎么发言了,陈悦理解,“特殊时刻他肯定也不想出头。”到10月底疫情实在严重了,管理员才将所有租户拉进同一个微信群,起到的作用约等于无。




接下去几天,陈悦收到了两次物资,都是社区防疫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送来的。物资以速食品为主,泡面、自热火锅、午餐肉、牛奶、鸡蛋饼,少许蔬菜。




35岁的湖北武汉人张洋洋在鹭江村拥有一层铺面。铺面所在的这栋6层楼房,情况更复杂。楼房是一位本地老头建的,又给了自己的儿子。“但这儿子是个败家子”,一缺钱,就卖一层楼,六层楼最后有了六个房东,包括张洋洋。她觉得,即便要管,或许也很难调和出相同意见。




广州城中村的30天-4.png 11月4日,凤和经济联合社发布通知,要求房东负起责任。讲述者 供图




张洋洋13岁就和父母一块住进了康乐村。她的父母在康乐村经营一家服装辅料店,卖各种你能想到的用在衣服上的配件,比如绣花、钉珠。她也在这里结婚、生子,同样做起了服装辅料生意。




如今在外地创业的张洋洋,几乎不和自己的租客联系,“我知道那边的租客都不太喜欢房东,所以我基本就是签完合同,就从他面前消失了。”她形容村里租客与房东的关系,“既怕又恨,但又离不开。”




但她将康乐村看作另一个家乡,时常怀念这片生意场上热络的人情。在康乐村,人情往往比规则、合同更有用。“那边的人性格就是我喜欢你,我就让你赚钱。”张洋洋说,自己赚的钱,买下的铺面都是靠着他们的热心肠。这次,她主动给自己的租客发信息,免除一个月房租。




不是所有房东都有这样的好心肠,35岁的徐小珍试探跟房东提出,能否考虑减免房租,房东一直没回复。他们租的这个档口,每年得多交1万多“进场费”。张洋洋说,很多房东到期后故意不续签,“不给就让你走,反正不愁租。”




徐小珍在附近的布匹市场上班,丈夫在康乐村租下一个12平米左右的档口,专门做服装打版生意,这个档口既是铺面,晚上卷闸门一拉下,也是夫妻俩的宿舍。她很少见到房东,那个从父亲手里继承了一栋楼的中年男人,“每次来就是抄一下水电费,收个房租。”




联合社发布通知后,徐小珍的房东挑了一位租户做楼长。村里商店都关闭后,租户通过网上软件买菜。菜送到后,放在城中村出入口的7号岗亭,由防疫工作人员送进村里各个楼栋,再由楼长发放至各家各户。




流程很完美,但徐小珍记得,大约只执行了三天,就没有人送菜进来了。她听人说,是送菜的志愿者不少确诊阳性,人手大减。




徐小珍说,他们每天得自己留意“大声公”(手持扩音器)。徐小珍和丈夫的档口在一楼,每天听到声响,他们就会探头出去望一望,看到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拿“大声公”喊着做核酸,或是发放物资,就在楼里的微信群提醒一句。




徐小珍认识的一对夫妻还带着两个孩子,住在一条巷子深处。每次发物资,徐小珍总会记得跟夫妻俩说一声,提醒他们别错过了。“大家都是异乡人。”她说。




封控期间,许多制衣工人窝在出租屋里无事可干,只能睡觉,一不留心可能就会错过核酸检测。住在低层的制衣工人甚至有些庆幸,能够更清楚地听见“大声公”里传出的通知。11月5日凌晨1点多,住在二楼的陈悦听见工作人员举着喇叭喊,“本栋楼有阳,全部人大面积转移,收拾换洗衣服去隔离。”




她和朋友匆忙拣了两身衣服就下楼了。巷道里,挨挨挤挤,一片乌压压的人群。陈悦已经顾不上交叉感染这回事了,“转运出去条件肯定舒服点,起码一天三顿能吃上米饭。”还有一些住得更远的工人,没有听清喇叭,但在微信群里看到别人发的转运通知,也不断地下楼,排入队伍末尾。




一直等到早上7、8点,陈悦登上了前往惠州隔离的大巴车。




04




等待离开的人们




将人们集体转运,此前被多个大城市采用于城中村的防疫,也是广州此次的对策。据11月5日广州新闻发布会,在周边城市支持下,这座城市近三天转运隔离约3.1万人。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张周斌说,城中村内部多为小街窄巷,整个区域空气流通不畅,病毒极易在区域范围内形成难以短时间内消散的气溶胶。要解决这一难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转运隔离,大幅度降低整个风险区域内的人口密度。




11月6日晚上9点,“大声公”来到了李红厂房的楼下:“大家出去隔离的赶紧收拾东西下楼,早点排队早点上车,迟了又要排长龙了。”




她本来还有点犹豫,靠在窗口询问楼上楼下的邻居,发现原本说不走的人都决定要离开了,于是赶紧和丈夫商量好收拾换洗衣服,下楼,抄近路走到卡口排队。




那晚的康乐村下着小雨,雨伞相互摩擦着。有戴N95口罩的,也有戴普通口罩的,还有站在李红前头拉下口罩抽烟的,她往边上站了站,用雨伞挡着。到了凌晨一点,有工作人员挤了进来,用喇叭告知大家没有空位了,但排队的人不愿回去,巷子里开始有抱怨的声音,“昨天等了七八个小时也说没车没酒店,今天又是这样。”




不愿离去的人一直挨到了三点,期间每过一会就有工作人员来喷酒精。李红身边有个四五岁的孩子睡着了,被他妈妈用衣服裹着,坐在屋檐底下。到了快四点,李红决定放弃,返回厂房。




每天看着新增病例和短视频里排长队转运的人群,李红总说自己害怕。她怕留在康乐,以后没人来管他们了。但她也害怕交叉感染,不敢再出去排队。




有确诊去隔离的朋友告诉李红:“好了以后没屁事,开始头疼没力气,就天天喝开水,后来就好了。”但也有人跟她说是有后遗症的,李红弄不清,“心理都没有底,不知道什么情况。”




广州城中村的30天-5.jpeg 封控初期的康乐村街道。讲述者 提供




在康乐村的出租屋,人们可以接触到阳光的地方仅剩阳台和窗户。然而随着病例增多,原来获取信息和光线的空间,也成了令人畏惧的存在。




李红关闭了厂房的所有门窗,只在太阳猛烈的时候,打开窗户晾晒衣服。有时在窗户里面往下看,不断有人拉着箱子去转运。




康乐村西区里,一对福建夫妇带着6岁的孩子,男主人有喝茶的习惯,特地在窄窄的一条阳台上摆张茶桌,备齐了整套茶具。后来对面楼出了两家阳性病例。男主人赶紧将茶几搬进了房间。女主人同样将门窗关得紧紧的,她说自己担心的是孩子万一感染,会留下后遗症。但具体是什么后遗症,她也说不上来。




徐小珍没有将窗户封死,她还得盯着窗户,看有没有人发物资,或者是通知核酸检测。只是她和丈夫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在屋里全程戴着口罩。她担心给防疫人员添麻烦,“他们也很辛苦,我不给他们添乱。”




她倒不怕感染。她怕的是年底前的制衣旺季就这样过去了。她有四个孩子,最大的刚上高中,处处是用钱的地方。还有父母在广东河源老家,也等着夫妻俩寄钱回家。




“最害怕的是我关了20多天,到最后阳了,那前面的坚持都白费了。然后前面阳的人已经痊愈,可以自由活动了,我还要去方舱,去隔离,浪费时间是不是?”她说,“我现在都想着只要能出去,去别的地方找事情做,多多少少有收入,过年能挣点钱回去。”




双11过去很多天了,李红也还在怀念它。她说自己“今年亏得心都碎了”。这个湖北女人在广东“拼尽了青春”,“孩子也没顾上,孙子也没带”。如今回望人生,她觉得像回到了原点。




但现在,他们能做的是等待,不仅仅等待离开城中村,也在等待离开广州。




11月13日,凤和经济联合社发布公告告知书,将对康鹭片区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综合治理工作,要求片区范围内全体出租屋主及居民群众暂时返乡或投靠亲友,待治理工作结束后,居民群众可再返回片区。同一天,李红在群里看到通知,“原定送回海珠凤阳街的客人统一集中送广州南站”。




告知书还写道,“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经过近30年的发展,康鹭片区已经成为全国闻名的来穗务工人员的创业港。”但也提到,因为前期规划欠缺,城中村存在诸多问题。




事实上,康乐村和鹭江村的更新改造早在日程中,计划2023年底前安置房开工建设,2025年底前基本完成安置房建设。投资之巨,是广州最大旧改项目。




李红不知道,明年那几个亲戚朋友还会不会继续跟着自己干,如果拆迁,她想把厂子卖了,回老家帮儿子办的厂干活。现在,和徐小珍夫妇一样,她和丈夫填好了返乡申请表和志愿隔离表,等着转运车辆的到来。




几天前,陈悦已经顺利度过7天隔离期,被送往广州南站。她联系上村委会,那里愿意接收她回家。只是家乡的服装生意也受到疫情影响,邻居家姐姐已经放假好些天了。下一份做什么,她还在想,但肯定用不了多久,她又会在干活了。毕竟,只要生活继续,挣钱就得继续。


        来源:极昼编辑部 更多资讯,请关注0771,广西门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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